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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讨伐雾霾时也可以做点什么?+ 放慢经济增速,并不见得会对环境改善做出贡献?  

2017-01-19 14:59: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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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隔壁小王(投稿)+林毅夫(转载)(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编者按:

今天我们做个组合。我们把识局读者和林毅夫先生放在一起,谈雾霾。

一位是小人物,一个普通吃瓜群众,来稿表达对治理雾霾的纠结。一方面向往奥运蓝、apec蓝、两会蓝等一幕幕蓝天白云,一方面也知道特殊背景下采取特殊手段达到的特殊效果,在现阶段不顾现实情况关停并转、节能减排,除了经济、外交等因素外,更可能对一地一隅的老百姓的生计饭碗带来不利影响。多数人种下的因结出的苦果,要少数人去尝,不公平。

一位是金字塔尖的专家、精英,在认为面对雾霾,不但不因放慢脚步,反而应加快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不是以往那种高耗能高污染的路子)达致高收入高保障的阶段。只有我们付得起治理雾霾全部成本的时候,我们才能果断地和催生雾霾的昨天说再见。也只有我们现在开始放眼长远,才能欣喜地和蓝天白云的未来说你好。

 

— — —这是识局读者隔壁小王— — —

(这部分文字来自识局读者,一位曾在岭南生活、如今常居天津的河北人,对昨日识局刊文的一点延伸感想。)

“儿子,妈明天开车回家。我看明天天气好转了,而且正好咱家车明天不限号。”(为应对雾霾,河北部分城市冬季长期实行单双号限行)

第二天一早,我妈就出发了。中午还没到,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妈,你到哪儿了?”

“我堵高速上了,从天津出来的时候天还行,一进河北雾霾没散,高速还封着……”

——这是住在天津的河北保定人冬季回家的日常。明明天津的好天气,离河北越近,越是近了“仙境”。而河北许多城市也如保定一样。有朋友这样无奈的说“你们都说京津雾霾重,可知我们河北人吸了多少……”

钱能解决问题吗?

我看到昨天识局刊载的文章,作者提出的“马歇尔计划”道出了很多河北父老乡亲们的心里话,认为只要北京方面能够分散产业,给予河北一定的经济援助,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可是,有了钱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7600亿”连北京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同样,中国改革开放之名片——深圳,不可谓不富裕,但2016年11月,令深圳人民骄傲的“深圳蓝”业已失守。在上海,冬季雾霾天也成为常态,不过像京津冀这样频频爆表的日子要少一些。

京津冀、江浙沪、珠三角,这三个国内最大的经济圈没有一个能逃出雾霾的掌心。

我们都一样吗?

2015年,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看过一部纪录片,这部片子成功地戳中了民众在抗霾长征路上G点。我们这些“城里人”开始疯狂抢购口罩、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等等,凡是和抗霾挂上边的无一不大卖乃至脱销,就连木耳等原本常见的大众食材也打上了防霾标签。

2016年,相信不少人又和我一样看过另外一部产业纪录片,个中心酸难以口述。其中有这样一幕,两个年轻人靠着塑料山,淡淡地说“没有办法啊,死也没关系,没钱没办法。”……

我想很多人会指责他们无知,因为健康真的比钱重要。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得选,谁愿意用生命来交换生活?

看到数据,约10%的雾霾是自然排放,其他近90%来自人为排放,直接来自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各地雾霾的来源,包括燃煤、机动车、餐饮、工业等,不同的地方来源结构会有差异。当然,雾霾污染程度的轻重,与天气条件、周边沙尘、局地排放、大气环流等也有密切关系。但总的来说,雾霾污染成因是“人祸”大于“天灾”。

我们这些“城里人”,在享受着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便利,似乎又无法逃脱快速发展的代价,但决不能将解决的责任推到比我们更加弱势的群体身上。

节能减排真的是万能的吗?

2008年的“奥运蓝”、2014年的APEC蓝、2015年的阅兵蓝、2016年的“G20蓝”,让大家看到了蓝天白云并不是遥远的梦,说到底就是四个字“节(关)能(停)减(厂)排(矿)”。然而这四个字,却也是说不尽的苦与痛,真是望山跑死马,远非看上去那么近。

仅以阅兵蓝为例,据2015年8月中国新闻网转载《中国财经报道》文章,其间“预计七省区市停产、限产企业总数达1万多家,近9000个建筑工地暂停施工。”如果想要长久的蓝,就要永久关停这些企业。以每家企业及每个工地平均员工100人来计算,我们看上去的蓝,是190万人的饭碗以及同样数量的家庭。

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5/08-24/7484288.shtml)  

再说得贴近生活一些,节能减排甚至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城里人”的正常生活。比如买了车你开不上路,比如冬天靠什么取暖(个人认为煤电也并非清洁能源),比如你可能去买菜连个塑料袋也找不到,比如去吃饭打包,服务员说“先生不好意思,您只能打包到肚子里,我们不提供餐盒”……

在国际上,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推进节能减排等,要承担的是“共同但有差别责任”。在现阶段,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发达国家排放基数是发展中国家的4.8倍,我们一味的节能减排,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详见丁仲礼教授访谈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3-22/141219915628_3.shtml

所以,“别让雾霾成为简单的政治正确”。(此话来自知乎过千点赞评论)

我们能做什么?

说了这么多,难道我们就任由雾霾肆虐吗?当然不是!我们还是可以做些什么吃点药,只是未必短期就能有疗效。要平常心对待。

科技兴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我们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想发展必须靠自己苦干实干。科技进步了,工业发展了,才会有能力追求更加环保的工作,才会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低碳生活,降低日常废气排放。我们这些“城里人”在嘴上讨伐雾霾之害的同时也是可以做点什么的,比如尽可能多的乘坐公共交通(需要政府加强公共交通的投入与规划),随身携带环保购物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甚至是随手关灯这件小事……

 

 

— — —这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 — —

(以下内容转载自1月18日晚腾讯财经《棱镜》,是林毅夫先生在瑞士达沃斯、在“全球经济前瞻:大拐点 or 大震荡”主题晚宴上的发言。)

1月17日,冬季世界经济论坛期间,针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困扰,是否由经济增长过快造成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提到,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见得会对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

他提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速达到平均每年9.7%。在人类经济史上,还未曾见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以如此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地发展。

但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伴,中国的环境也面临着严重的恶化。雾霾的天数越来越多、指数越来越高,这使得有些人认为,中国环境的恶化是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太高。因而认为,如果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环境就会相应得到改善。

“这个愿望是好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林毅夫举例说,1979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中国的人均GDP较印度低了25%;过去37年,中国高速增长反超印度,目前人均GDP是后者的5倍。但是就环境而言,印度的环境污染程度超过中国。

“也就是说,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见得会对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林毅夫认为,这是因为环境与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

他提到,一般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制造业阶段。制造业阶段的能源使用、排放的密度相对较高。制造业阶段之前的农业阶段,和制造业之后的服务业阶段,能源使用密度低,排放密度低。这两个阶段通常青山绿水。

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我们能够快速地进到高收入阶段,或是退回到低收入之下,否则难以减小环境压力。

若是退回到低收入阶段,像G20期间,把工厂全部关掉,偶尔一两天可以,如果全国这样做,使得人均GDP退回到人均收入一两百美元,老百姓是不会接受的。

因此,这种状况之下,要想真正釜底抽薪地解决中国环境问题,其实应该加速进入高收入阶段,而非放慢经济发展速度。

这是因为,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经济的产业结构必然以服务业为主体,制造业的比重大大下降。同时,国家对于资源可动用的手段也多,对环境治理的能力也逐渐增强。“通过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改善环境,只会让我们在环境压力大、污染程度高的阶段承受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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