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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该不该涨薪?我想说,岂能一概而论?  

2017-01-03 15:05: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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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洛鸣(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编者按:

2017年第一个工作日,为大家献上洛鸣兄雄文一篇。万字灼言,只有一个愿望,请看完全文吧。

 

 

大家有争议,我来“和稀泥”

公务员该不该涨薪?

这大概是我写过的所有话题中最“招骂”的一个:若说“不该涨”吧,难免有“吃里扒外”之嫌;说“该涨”呢,又怕被骂作“贪得无厌”。那“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吗?也不是,因为有人会觉得沉默是“立场不坚定”,也有人会认为沉默是“闷声发大财”。

既然赞成不行、反对不行、不说话也不行,那就只能和稀泥了——在这件事上,和稀泥倒也并非全无意义:毕竟“公务员涨薪”本身并不复杂,反倒是围绕“公务员该不该涨薪”展开的争议,很复杂。

作为一名普通公务员,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摸着良心说:凭我创造的价值,拿这些薪水,足够了;但凭我面临的生活压力,拿这些薪水,不够。当然,我有权换一个薪水更高的职业,至于我为何不换,一言难尽。这还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天下公务员何止千千万万,大家的感受想来不会都跟我一样,这就更一言难尽。

所以,我今天想说的并不是“公务员该不该涨薪”,而是“关于‘公务员该不该涨薪’的各种观点有没有道理”。鉴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本文应该会比较冗长,看不完当然没关系;然而如果您打算批评我——我相信您很可能会有这种冲动——我就只好恳请您看完全文后再这样做。

 

 

一个大背景:

“公务员涨薪”,为何有争议?

在所有“行业涨薪”中,“公务员涨薪”大概是最受关注、也最受争议的。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公务员的薪水来自纳税人,其薪酬上涨关系到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大家当然很在意;然而实际上,“吃财政饭”的并非只有公务员这一个行业,何以它最受“瞩目”呢?

有人认为这是公务员的“特殊性”决定的:在理论上, “公务员是否涨薪”和“涨多少薪”都应该由其服务对象——也就是公众——说了算,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大家当然要“骂娘”。这种观点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如真是这样,这问题就永远无解:假设你、我、他同为公众,我认为该涨两千,你认为该涨五百,他认为该降一千,咱仨啥时候能达成一致?要是三个人需要争论一天,三亿人要争论多久?

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公务员涨薪”的争议是其“特殊性”所致;但要注意的是,这个特殊性并非“公权”与“民权”的冲突,而是“个体遭际”与“集体认同”两种逻辑思维的混淆,同时这种混淆又被“江湖”与“庙堂”两种话语体系的隔阂所加剧。也就是说,我们本不该“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但公务员的特殊性决定了“一竿子下去必然打翻一船人”。

先说“个体遭际”与“集体认同”:这本是两码事,却经常被混为一谈。比如,当一位“非公务员”看到某个公务员架子挺大、或工作挺清闲、又或服务态度挺不好,他几乎不会说“这个公务员不好”,而一定会说“公务员不好”。

——天底下那么多公务员,都“不好”吗?他不管。

久而久之,很多公务员也养成了“玻璃心”,一看有人说“公务员不好”,马上觉得委屈:哪有你们说的这么不好?你们就知道骂,都不知道我多么辛苦!

——人家说公务员不好,一定是说“你这个公务员不好”吗?他也不管。

强烈的“集体认同”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双方既把“个体遭际”代入“集体认同”,又将“集体认同”套入“个体遭际”,一方就难免有失客观,另一方也无法保持冷静。事实上,“公务员”并非很多人想象中那样“都差不多”,它与“行业外”的差异固然很大,“行业内”的差异同样很大。

首先,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为“华为员工不该涨薪”,但想来不会比认为“公务员不该涨薪”的人多——大多数人都承认“企业业绩提升”与“企业员工涨薪”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水涨了,船应该高;而大多数人(包括我本人)都看不出公务员的“水”是不是“涨”了,更看不出“涨”了多少,所以难免对“船高”产生怀疑。这是因为公务员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品”。

举个简单例子:在我们国家,“安全”和“稳定”都是像空气一样的东西,人们平时不觉得这些玩意有啥了不起,但如果有一天它们消失了,相信大家立刻就能明白它们的重要性。可是,公务员总不能以“你们不让我涨薪,我就让‘安全’和‘稳定’消失”为筹码,去“要挟”公众吧?他们只能竭力维持安全和稳定的局面。这当然是不容易“量化”的,比如你很难搞清今年的“安全度”究竟比去年提升或下降了多少;可如果搞不清就不涨薪,对公务员来说显然不太公平。当然,公务员们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做得究竟如何,自有天下人评说,我稍后也还会提及,这里就不废话了。

其次,不同层级的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公务员”是个集合概念,但即使同为公务员,隶属于不同层级的人们境遇也不相同。

比如“体制外人士”可能会觉得,“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那只适用于市直及以上部门的公务员,在很多区县和乡镇,公务员被拖欠一两个月工资实在不算新闻。再比如,省直部门公务员至不济也能混个正处级退休,而县直部门的兄弟们混到正科级比登天还难,两者的晋升空间没法比,工资待遇当然也就没法比。

至于“灰色收入”,现在倒是“人人平等”地都没有了,不过大多数省直部门好歹有个食堂吧?那食堂的菜品挺多、价钱也不贵吧?很多部门还有午餐补贴,虽然不多,但基本可以保证职工吃午饭不花自己的钱。县直部门的公务员就不大有这个待遇了,四年前我在某县直部门工作那会儿,午餐多半是出门左拐买个煎饼果子打发;他们也曾嚷嚷着要建食堂,不过我听说到现在也没建起来,门口那卖煎饼果子的倒是被赶走了。“午餐差距”如此,“带薪休假”就更甭提了,在很多乡镇,你就是“不带薪光休假”,领导也不会答应——我都“五加二白加黑”了,你还休假?你的奉献精神呢?!

再次,不同地域的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上面说的一堆似乎表明,越“高级”的公务员越“爽”,但事实是大家各有各的难处。

比如前文刚提到,省直部门公务员的晋升空间大于县直部门,但反过来说,省直部门的正处级也就是个“干活的”,他们未必比县直部门的副科级更“自由”和更“舒服”,尤其在很多富裕区县,公务员的小日子比省城的兄弟们滋润得多——要知道,在县城,公务员多半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在北上广深,就是“中低收入群体”了。

比如这几年,我之前在小城认识的朋友们陆续考来省城,理由是“在小城会闷成井底之蛙”,对此我深表赞赏,但也深感忧虑:考来后,他们的月工资比之前多了一千多块,而省城每平米的房价比小城多了五千多块,“井底之蛙”变成“房奴”,似乎未见得高明。

当然,对此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中直机关公务员——跟我级别差不多的年轻人,每月薪水也就比我多三四百块,可北京的房价是我所在省城的三四倍,这让他们情何以堪?有些单位还能提供个单身宿舍,象征性地收点租金;有些单位则只是一副“语重心长”:小伙子,你既然考来北京,对这里的生活条件肯定是有思想准备的呀!自己想办法解决住宿吧!可那“小伙子”能有啥“思想准备”呢?最多只是一脸懵逼地机械点头罢了。

我承认,有些单位有所谓“公务员房”,价格挺便宜,但近年来这种房子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快速获得买这种房的“资格”,大部分人要“熬”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期间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何况在北京,不止买房要排队,买车,看病,子女上学……干啥不得削尖脑袋拼命挤?

第四,不同部门的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如果我说公务员内部也是“隔行如隔山”,很多人可能不大相信,因为在理论上讲,公务员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调动,仅此就可以说明不同部门的专业性差异不大。

可我有一个问题:当你看到“档案局的公务员很闲”,就说“公务员很闲”的时候,你觉得人社局的公务员会赞成吗?何况档案局的公务员也未必天天都“很闲”。再比如,当你看到“住建局的公务员权力很大”,就说“公务员权力都很大”的时候,你觉得地震局的公务员(或参公人员)能同意吗?何况住建局的公务员也不是人人都“权力很大”。

这其实是个说来很浅显却经常被忽略的现象:也许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哪个部门更辛苦、更高尚,但不同部门的公务员毕竟大不一样;当然他们也有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拿的薪水一样。这肯定是没办法的——难道我们还能因为“采矿业的平均工资低于金融业”,就让矿务局的公务员收入低于银监会吗?倘若真的如此,地税局公务员的工资又该怎么定,谁收上来的税多,谁就提成多?那可真是笑话奇谈了。然而,如果大家的劳动有差别,劳动报酬却无差别,则每个人对自己薪水的感受肯定都不会一样。

最后,不同“位置”的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前面说的都是“群体差异”,这里再说说“个体差异”:就算在同一层级、同一地区、同一部门,处在不同“位置”的公务员感受也不相同。

比如在企业里,业务经理“拿提成”,人力资源经理“吃死工资”,就算不被视为理所当然,至少也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让你们单位业务科室的公务员收入比人事科的高,不光人事科的兄弟们会跟你拼命,业务科室的人也多半不会支持——谁知道他们哪天就被调到人事科去了。可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业务科室和综合科室的工作也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大家拿一样的工资,干活更多的人可能不太高兴。

再比如,有些单位习惯“论资排辈”,个别年龄比较大的“老同志”收入比较高,承担的工作任务却比较轻,年轻人工资低,工作负担却比较重,怨气也就比较大。一般来说,单位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手段不外乎“许愿”和“做思想工作”,也就是“把你分到重要科室,是历练你,现在多干点,将来晋升速度会比别人快”和“老同志年轻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奋斗过来的,等你成了老同志就好了”。这些当然都有道理,也都是实话,但实话都能变成现实吗?这就人人冷暖自知了。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务员的工资主要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作性补贴、生活性津贴等组成,这些组成要素与“官衔”和“工龄”挂钩,而与工作内容、努力程度和创造力不挂钩;当然,“官衔”与努力程度是挂钩的,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它还与其他一些要素以及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有关。

关于“差异”的话题,啰嗦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其实我的重点很简单:“体制外人士”因为某些公务员的某些作为,就给公务员整个集体“贴标签”,是不公平的;“体制内人士”把这些“标签”套在自己头上,从而产生“玻璃心”,也是不理智的。当然,“标签式争议”不止发生在公务员身上,医生、教师、甚至出租车司机,都曾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不过公务员跟它们还不太一样:关于公务员的争议不仅是“职业之间”的,也是“江湖”与“庙堂”之间的。

在盛行千年的“官本位”文化中,我们逐渐形成了“江湖”与“庙堂”两种话语体系,而这两者的沟通一直不太顺畅,因此产生了误会,误会又导致了隔阂。久而久之,双方打量彼此的眼光,都像戴上了“有色眼镜”。

这个话题要往深了说,估计足够写几本专著;我要说的则很浅显:时至今日,虽然不再有实体性的“江湖”与“庙堂”,但“公务员”仍未被完全视为一种“职业”——不仅在很多“江湖中人”眼里,公务员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就连很多公务员本人,也以“庙堂主人”自居,自视高人一等。

觉得对方高高在上的,自然难免“酸葡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能干什么,凭什么拿这么多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自然难免“瞎得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这么能干,凭什么拿这么少钱?!

这是真真正正的“鸡对鸭讲”。

所以我说,如果一方动辄就是“这帮当官的……”,而另一方动辄就是“这帮老百姓……”,这争议就永远没完没了,就算公务员涨了工资,甚至就算其他行业也都跟着公务员涨了工资,大家仍然都不会高兴。

那咋整呢?在我看来,这要双方换位思考,并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唯如此,大家才能心平气和地商量“涨不涨”和“涨多少”的事儿。

下面,先让我们站在公务员的角度看看这个问题。

 

 

几则小故事:

“体制内哭穷”,该还是不该?

在正式讲故事之前,我想先声明一点:并非所有公务员都喜欢“哭穷”。比如我认识的几百号公务员中,虽然大多数都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穷人”,但天天抱怨“工资那么低,不想干了”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我有些公务员朋友活得还相当滋润,不仅年纪轻轻就有房有车,工作也不忙,每天健身、购物、读书、娱乐,节假日还能出国旅游,生活可谓多姿多彩。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不过总体来说正能量满满、幸福感爆棚,对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这里有个前提:我身边“活得滋润”的公务员朋友,无一例外地来自“实力比较雄厚”的家庭——这“实力”既包括硬性的“经济实力”,也包括各种大家懂的“软实力”。至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广大“屌丝公务员”,在这份职业上获得的幸福感似乎就没那么多了。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概括:公务员这个职业,带给人的“体面”多于“实惠”,它可以给“富人”锦上添花,却不太容易让“穷人”脱胎换骨。我们不是常说“升官发财自古两道”吗?其实对大多数普通公务员来说这是“一道”:既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

也许这个判断过于片面了,我但愿如此。不过其实我想说的是:那些既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的公务员,“哭穷”有道理吗?

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来自我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一位副乡长,她是女性,那时刚满三十四岁,有个六岁大的女儿。

她是三十一岁上被提拔为副乡长的,在乡镇,这个“升官速度”算是“坐火箭”了。她当然对组织的栽培感恩戴德,工作格外卖力。

然而乡镇工作可不是光凭“卖力”就能做好的,什么计生、维稳、招商、新农村建设,没一个是“好啃的骨头”。有时白天忙一天,晚上也不能歇着——比如很多乡镇政府都有“三夏防火”任务(有些地方还有“三秋防火”),也就是在雨季到来之前的干燥时节,要确保辖区内不发生大规模火灾。对那些地处平原的乡镇来说,这活还不算太难,只要保证农民夏收时秸秆还田、不让随意焚烧,一般不会有事。但那些辖区内有山林的乡镇可就头疼了:你怎么知道哪天晚上、会有哪个人闲着没事、去哪个树林里烧个烤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晚到山上巡逻。

那位副乡长所在乡的辖区内就有山林,而且还不少,所以“巡山”任务很重,所有干部职工无论男女老幼,都得轮着来。她那个乡政府工作人员挺多,每名工作人员半个多月才轮一次;但负责带队的科级干部没这么多,六天就得轮一回,她是那六个人之一。

说实在的,山林着火的概率并没多大,而在那个年代,只要整个夏天不着火(或者着了火但不让上级知道),每个人都能领到一点奖金。因此大家对这项工作也就嘻嘻哈哈,白天到山上绕一圈,就当郊游;晚上去山下晃悠一会儿,也就回家睡觉了。但这位副镇长却很认真,每次轮到她“巡山”,都要“真刀真枪”地“巡”上好几个小时——这倒也不是因为她觉悟特别高,只是她恰好在乡政府里负责安全生产工作,一旦出了事,板子肯定第一个砸在她头上。

第一年“巡山”时,她的女儿刚满三岁,晚上非要缠着妈妈;她说妈妈要去山上啊,女儿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她拗不过,只好带着女儿一起爬那黑黑的山路,爬了几次,女儿就感冒了——初夏的晚间,山上还是“阴风阵阵”的,小孩当然受不了。可女儿痊愈后还吵着要跟妈妈一起“巡山”,万般无奈之下,她忽然从“阴风”中得到了灵感,带女儿爬山时,专挑风大的地方给女儿讲鬼故事,吓得女儿再也不敢上山了。

我认识她女儿时,小姑娘已经六岁,白天偶尔路过山脚,眼神中还透出恐惧。她郑重其事地跟我讲着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让我觉得特别好笑:一个无神论者,果然编不出什么像样的鬼故事。

其实那位副乡长运气不算坏,“巡山”三年,近千亩山林从未冒过一丝火星。但她终于还是无法忍受那繁重的工作(晚上“巡山”,不代表你白天可以睡觉),申请平调到了一个城郊街道办事处。

——她领到的“防火奖金”比别人多一点,但每次也不过千把块而已,她不想要了。她想的是,在晚间多陪陪女儿,并给女儿讲点正常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个同事,今年他三十二岁,跟我一样是普通的年轻公务员,跟我一样每天八点半上班,跟我一样每天十二点吃午饭,跟我不一样的是我几乎每晚都六点下班,他有时晚六点下班,有时晚十点下班,有时次日凌晨两点下班。

我不知道他那个处到底有啥可忙的,但总之他们很忙,我来单位这三年,有两个元旦他们是在办公室集体跨的年。更让他头疼的是,人家跨完年都步行回家了,他家却在十五公里之外,而公交车总也不肯陪他一起跨年。

好在单位给他报销打车的钱:你让人家加班到凌晨,人家怎么回家?总不能骑自行车走这三十里路吧?那等他到家也甭睡了,直接洗漱了出门接着上班正好。

可是如今,这样的生活走到了尽头。去年年底,单位公车改革,我们一群小科员“弹冠相庆”:就那几辆公车,本来也轮不到我们坐;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六百块车补,挺实惠。这哥们却闷闷不乐。

我很奇怪:这等于是涨工资啊,你怎么不高兴?

他白了我一眼:你是涨工资了,我呢?以后我打车就不能报销了好不好!

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每晚从单位打车回家,都要花四十块钱,按一个月加班十天计算,就是四百。他的车补一共就六百,要是某个月加班超过十五天,他就得倒贴钱。

从理论上讲,车补的作用就是这个:公车虽然取消了,但你还得为公家办事,所以才发给你车补。但实际情况却是,像我这种加班既少、又没太多外出任务的人,领车补等于实实在在的“涨工资”;对这哥们来说,则等于别人都涨工资而他没涨。

“按理说,加班多的挣钱也该多啊!”一向和气的他愤愤不平地说,“我这算混的啥?”

“唉,这个——”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宽慰的话来,就例行公事地说,“你出力多,提拔得也快啊。”

“你确定?”他抬头看着我,脸上表情甚是古怪。

“我——”我当然不确定,但又不能这样说,只好转换话题,“要不你买辆电动车?”

他笑了。“这才像兄弟说的话。”他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今年年初,他真的买了辆电动车,花掉了五个月的车补。然而省下的是以后每个月的车补。

第三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位学长,今年他三十八岁,目前是副处级。

我上高中那会儿,他就已经参加工作了,那时他的工作地点是某个县城,身份是事业编。有一次我们聊起“公务员薪水”的话题,这位学长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县公路建设资本金认购证”。

我们问这是啥?他说这是他们曾经的“薪水”——县里要修路,可是没钱,只能借贷;借银行的还不够,只能借老百姓的,也就是“发公债”。然而县里是没资格发行公债的,何况就算有资格,老百姓也不会去买,因此这些“公债”最终只能“发”给体制内的人。

“然后你们就买了?”有个同学惊讶地问。

学长摇头。“谁去买啊。”他忽然叹了口气,“这些都是从工资里扣的。”

“从工资里扣?”

“就是每个月少发给你一些工资,然后告诉你,这些工资被‘买’成‘债券’了。”学长晃了晃手中的“认购证”,“完全强制性的,没商量。”

“那……”我弱弱地问,其实心里已经知道了答案,“他们后来还债了吗?”

“当然没有。”学长的回答不出所料,“后来县里换了领导,谁还啊。”

“那你们就不去找他们?”好几个同学异口同声地问。

学长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悲哀的神色。“我们找过好多部门,也找过好多次,但解决不了。”

我们都不说话了。隔了一会儿,一个同学打破沉默:“生气吗?”

学长缓缓地摇了摇头。“当时挺生气,现在不生气了。”

“是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接口道。

“唉,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学长说,脸上再次闪过一丝悲哀的神色,“主要是理解了他们。县里本来税收就不多,还要上交一部分,留在自己手里的就更少;不借钱怎么修路,不修路怎么发展?”

我愣住了——那一瞬间,我以为他接下来一定会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他没说。

但我仿佛看见了佛祖。

他当然不是佛祖,这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他们只是很普通的人,过着很普通的日子,有着很普通的憧憬,我从未听他们“哭过穷”,但每当我看到有关“公务员哭穷真矫情”的言论,脑海中总会浮现他们的影子。我不是说“每个公务员都有理由哭穷”,但你能说“所有公务员都不该哭穷”吗?

的确,每个作为个体的公务员,都有权离开这个“低薪行业”,然而从社会的角度讲,总要有人去巡那些山、加那些班、买那些建设公路的“债”——不然我们今天的生活,又从哪里来?

不过话说回来,公务员保障了社会的安定,“非公务员”也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大家都有贡献;公务员有经济的压力,“非公务员”也有生活的苦楚,大家都不容易。如果公务员一味抱怨自己薪水低,那其他行业的兄弟们薪水很高吗?公务员说涨薪就涨薪,对“非公务员”来说公平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下一个问题:站在“非公务员”尤其是“体制外人士”的角度看,对公务员涨薪的质疑,有没有道理?

 

 

若干老问题:

“体制外骂娘”,有没有道理?

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说,是因为我自己身处“体制内”,对“体制外”的生活艰辛难有切身感受,不太容易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体制外人士”的心理。然而有一个比较浅显的问题,我还是知道的:“非公务员”对公务员涨薪的批评,多半源自一种“要求公平”的心态——老子拼命干活,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努力换来的,你们呢?坐享其成!

这当然算不上客观,但它是否也有一定道理?我认为有。

我身边的年轻公务员大多认为这种心态属于典型的“酸葡萄心理”:这帮人,自己考不上公务员,就眼红我们这些考上的。你们觉得公务员很轻松吗?那好啊,现在公考这么公开透明,有能耐自己也考进来啊!光抱怨算啥本事?

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曾在一次聊天时,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概括总结:“那些骂咱的人,其实啥也不懂,他不知道咱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劲才考进来。你想,咱既能过笔试,又能过面试,素质肯定都是很高的,这可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啊!一流人才拿三流工资,还有人嫌高,这不扯淡吗?”

我沉默了很久。“你觉得我说的不对?”见我不说话,他皱着眉头问我。

我说这也没什么对不对,只是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设,咱找来全世界最牛的公考专家,让他出一份最公平合理的公考试卷,然后规定谁能把这份试卷做到最高分,谁就拿最高的月薪,你觉得合理吗?

他想了想说,那肯定不合理,公务员不能唯分数论英雄,你得看他能不能胜任工作。

这就对了。

说到底,一个人的“收入高低”应该与他创造价值(或者说产生效益)的大小相对应,而不是与他的“优秀程度”挂钩。你考上公务员,也许可以说明你比考不上的人更适合这份工作,但这能说明你比考不上的人更“值钱”吗?要知道,一个高级工程师的申论写作水平很可能比不上一个普通公务员,但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应该因此高于高级工程师吗?一般公务员的逻辑推理能力当然也胜于一般的服装店老板,但公务员应该因此比服装店老板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吗?对这两个问题,我想就连大多数公务员给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平心而论,大多数公务员所要求的,不过是“中等体面”的生活而已,这并不过分;然而因为自己是“万里挑一”就自认该拿高薪的人也不少——我多么优秀啊!一万个人想考我这个职位,最终我考上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这还真不能说明问题。譬如想当美国总统的人应该不止一万,然而最终“万里挑一”当上总统的那个人,既未必最优秀,也未必最幸福。

我们都在为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而奋斗着,也许能成功,也许不能。当我们不能,近在眼前的艰辛与远在天边的梦想就会煎熬我们,让我们有抱怨、有牢骚、有困惑,这很正常。只是,若我们还怀揣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信念,以为一纸考卷可以带来一生荣华,一场面试可以换回一世安稳,就不正常了。

——考上公务员,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对得起那份薪水。寒窗十载、备考千日,不是“该拿高薪”的理由。

当然,这样想的公务员并不太多,因此这还不是公务员对“体制外骂娘”十分反感的最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很多公务员工作真的很辛苦、也很卖力,称得上“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却一样被骂。这自然让人很不爽、很委屈、很沮丧。

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写过一些,若让我再写一些,我仍然写得出来;不过在这里,我打算说的是它的“另一面”:其实身处体制内的你我都很清楚,有些事,我们不得不忙,有些事,我们可以不忙。

我们确实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很有意义。比如,我们开的每个会,都非开不可吗?我们写的每篇材料,都非写不行吗?我们花好几个晚上,把“认真贯彻”改成“积极贯彻”再改成“深入贯彻”甚至最后改回“认真贯彻”,究竟能改变什么、到底能帮助谁?

我不知道。也许每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强调:你忙是你的事,你忙的事能否给公众带来实惠,才是公众关心的事。没人会因为你很忙,就必须承你的情。

何况这里还有个“社会机会成本”的问题:有些公务员忙的事——比如开展某项规划、推进某项改革、促进某个行业发展等等,确实很有意义,但如果有人因此产生“我们贡献很大、这事没我们公务员不行、所以公务员该得到高额报酬”之类的想法,就值得商榷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只能交给政府做,有些事只能交给市场做,还有些事既可以交给政府做,也可以交给市场做。如果公务员做的是最后这类事,就不大值得骄傲——你的贡献看上去很大,但那只是因为你没把机会留给市场。也许市场可以做得更好,比如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跟你同样的效益,或以跟你同样的成本创造更多的效益。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家有位长辈在省里某轻工业管理部门工作,那时的公务员普遍不是很忙,然而他很忙。到了90年代中期,他那终日忙碌的部门居然被撤销,这让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你知道我们每年干多少活吗?没了我们,谁来干这些?到时候乱了套,老百姓可是连衣服都穿不上了!

那时还在上小学的我很相信他的话,着实为“穿不上衣服”担心了好长一段时间。然而直到今天,他的预言仍未实现。

也许,我们该跳出自己所处的“小环境”,去听听“大环境”中的人如何评价我们了。那评价当然未必全是客观理性的,然而“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先贤训论,我们不该忘记;人家的质疑,也并非毫无道理。

关键得看我们怎么想。

 

一点小思考:

“回归职业化”,是不是办法?

总算写到这里了。前文中我一直强调“差异”,而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相同”:所有公务员都是人。

这是废话,但很重要,因为只要是人,就会拥有七情六欲,就要面对柴米油盐。说实在的,作为公务员大军的一份子,我一直觉得这个行业很严肃,很神圣,很高尚,而且它也理应如此;但我毕竟只是个普通人。很多公务员都只是普通人。

我们也会为房子和车子发愁,会抱怨加班开会和写材料,会想带孩子去迪士尼转转、但一摸口袋、最终带孩子去了楼下的小花园。我们甚至也会熬夜看皇马和巴萨的比赛,会为胡歌的婚事操心,会在朋友圈里晒《萨利机长》或《你的名字》的电影票,或干脆为它热泪盈眶。这是我们作为“人”的权利,也是我们作为“人”所不能逃离的现实。

我记得在《通稿2003》中,韩寒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时很多人对此义愤填膺:这货胡说八道什么?!可现在回过头看看,教师是什么呢?也就只是一种职业罢了。

当然,它有它特殊的职业道德。公务员也有,但公务员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职业罢了。

“职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专业是责任,意味着敬业是义务,意味着与其他职业在地位上平等,不高也不低。也许,只有当“围城内外”都把它视作一种普通职业,而不是什么“光宗耀祖”或“仗势欺人”的工具时,有关“公务员该不该涨薪”的争论才有可能停止。

诚然,如何评判公务员这个职业是每个人的权利,作为个人,谁都有权认为公务员就是“光宗耀祖”、或就是“仗势欺人”,我无权干涉。但公务员不再“居庙堂之高”,其他人也不再“处江湖之远”,则是现实。

——世上已没有“庙堂”,也就无所谓“江湖”。我们都是职业化的公仆。我说这句话也不是因为高尚,只是因为社会契约在约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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