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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杀了西门庆,阳谷县衙的“坐视不理”和当事者的“冤冤相报”  

2017-03-28 14:44: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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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洛鸣(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阳谷县衙没有机会阻止武大郎的悲剧发生。但它有机会阻止武松的悲剧发生。

——题记

 

武松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在景阳冈上打死一只世界濒危动物之后,人家既不到微博上晒,也不去朋友圈里炫,实在是低调异常。当地大户夸赞他,他说“非小子之能,托赖众长上福荫。”这话说的得体。阳谷县令赏赐他,他说“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这个大虫,受了相公责罚,何不就把这一千贯给散与众人去用?”这事办的也得体。由此可见,长年浸润在山东儒家文化中的武松,虽是一介武夫,却也明礼法、知进退、守本分、存厚道。

那么,根据“黑白分明”的原则,既然武松是好人,站在他对立面的潘金莲一定是坏人了。她真的是吗?

潘金莲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一开始,她也不是“坏人”。嫁给武大郎之前,她是某个大户的“女使”,“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如果这世上只有一个人有理由相信天上真的会掉馅饼,这个人应该是武大郎。

仔细想想,这事挺有意思:对潘金莲这样一个出身低贱的“女使”来说,“傍大户”应该是她所能实现、甚至所能梦想的最高层次的“飞黄腾达”了,可她竟然拒绝这样做。同时,作为一个有权对“女使”予取予夺的大户,完全可以霸王硬上弓,可他竟然也拒绝这样做。这俩人到底要干吗?

大户要干吗,我们不知道;潘金莲要干吗,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她要“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可能根本不知道,这触犯了封建时代的“大忌”:作为男性的附属,女性是没有这项权利的,如果她们有幸碰到一段不幸的婚姻,也不能改变,只能要么学会勾心斗角、一边争宠一边空虚地度过一生,要么学会逆来顺受、一边哀叹一边寂寞地度过一生。

潘金莲想要的幸福一点也不高尚,甚至有点猥琐,但她就是不想接受现实的命运。在《水浒传》的时代,高喊着“守寡高尚,改嫁可耻”的理学还没占据主流,社会氛围相对宽松,这让她看到了一线改嫁的希望——但也只是“一线”而已,因为改嫁的前提是老公主动提出离婚或者死亡,在此之前,她只能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出轨。她当然知道这极不光彩,所以当她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时,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最终谋害亲夫。这是她对命运的抗争,然而人类社会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这种抗争的合法性。

潘金莲的确算是“贱女人”。但不公平的是,在由男性掌控的话语体系中,潘金莲早已成为“贱”的代言人,西门庆却被很多人暗暗羡慕着;而事实上,他比潘金莲更应受到谴责。

西门庆是个什么人呢?他“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说白了,就是个黑白通吃的地痞流氓。

一般的地痞流氓也都有点底线,可西门庆没有:他不但主动设套勾引有夫之妇潘金莲,而且在帽子绿油油的武大郎面前满不在乎,完全无视人伦常理。只有当他听说武大郎的弟弟是武松的时候,才露出欺软怕硬的怂样:“苦也!我须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清河县里第一个好汉!……。如今这等说时,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

你早干吗去了?泡妞之前,连调查摸底都不做,专业精神何在?

 

 

世上的大多数坏人都有个共同点:阴谋败露之前,往往信心满满,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鬼神不知;阴谋败露之后,才发现自己图样图森破,于是慌了手脚。就像西门庆和潘金莲,本以为布置得天衣无缝,却不想想,武松虽不是刑侦专业出身,好歹也是做过都头的,就这点事,他五分钟就能查明白。

弄清真相后,武松没有失去理智。他带着证人和证物到县衙告状,希望有人主持公道,可是没人理他——“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圣人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不可一时造次。”

武松无语。那时的他还不认识林冲,但似乎已经隐隐感到,林冲的命运正在成为他的命运,而他对此无能为力。可是,他又必须为死去的兄长报仇,这不仅是为了亲人的冤屈,也是为了世间的公道。

他只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杀掉西门庆和潘金莲,然后到县衙自首。这下轮到阳谷县衙为难——就事论事的话,法律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杀人的人,不论他有怎样的原因和理由;可是将心比心,换任何人都会做出跟武松一样的选择,不论他有怎样的身份和立场。

阳谷县衙本来有机会避免这种为难。比如,“法理”虽不能对武松“无情”,却可以对西门庆“无情”,假使县令秉公断案,并将西门庆绳之以法,武松就不必亲手杀人。要知道,“法理”原本不该讲“人情”,人们之所以认为它该讲,往往是因为它来得太迟。

——阳谷县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介入武大郎、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关系,因为那是私人事务;但他们既可能、也应该介入武松、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案件,因为那涉及严重犯罪。公平地讲,他们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介入,只是在所有重要节点和必要场合,要么缺位,要么态度暧昧。在他们的坐视之下,当事者只好冤冤相报,旁观者也陷入“法理”和“人情”的纠结。

最后,阳谷县衙的处理是:“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读款状与武松听了,写一道申解公文,将这一干人犯,解本管东平府申请发落。”这很聪明,是吗?但也很愚蠢。

这一场纠缠着人伦与欲望的活剧终于落幕。只是,当水泊梁山上升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时,武松该作何感想,阳谷县令又该作何感想?究竟谁才是最应该替天行道的人?

谁又会为阳谷百姓可惜:那个厚道而懂事的好汉,再也不会为他们打虎了?

对了,顺便说一句,阳谷是真实地名,现在管辖它的地级市名叫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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