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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正厅干部34年发改生涯之思】其六:为啥“科技创新”对当下中国那么那么重要?  

2017-03-08 11:02: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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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思政(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作者简介: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巡视员、党组成员。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岁月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

蹉跎岁月,缤纷多彩的改革开放大好年代、颠覆变化的年头,能碰上一个都是难得,我算是都赶上了。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大多以“末班车”的方式在赶,如文革、上山下乡、高考、分配工作、“数字移民”等等。

这辈子除了没当过兵,农民、工人、职员、公务员都干过,还读了5所国内外大学。

因为生活在中国上海,因为在发改委这个大家庭、大平台上学习工作锻炼了34年,从事过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十几个领域的工作,参与了七个半“五年规划(计划)”,经历参与了我国历史上多个破天荒的项目和大事件,两次获得国家荣誉称号,多次获得省部级决策咨询成果奖项,走访考察了60个国家(地区)和约250个城市,受益良多。

2017年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感谢时代的馈赠,感恩长期以来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帮助,也感谢自己的努力,将一些心得体会写下来,为职业生涯画个句号,也希望能对后来者有些许启发和借鉴。是为序。

 

六、科创中心建设

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会上连续五年提创新。2016年两会上他强调,希望上海要抓住时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2017年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总书记也提到,希望上海“引领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创新是当今全球的潮流。中国的科创战略分三步走,到2020年迈入全球科创行列,到2030年迈入全球科创前列,到2050年要成为全球科创强国。“十三五”时期,上海将构建形成“四梁八柱”的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建设张江科学城,率先于全国进入全球科创行列。

不少人也许会觉得科创二字离得有点远,但事实上它不仅就在你我身边,而且意义非常深远。

 

●世界科创新特点

一是科创全球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科创战略。创新不但在全球一线城市很热,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在他们的“2030、2040规划”中都把科创作为重要内容和发展路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亦风起云涌。

2016年10月,我们去西非的科特迪瓦考察,这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百废待兴,人均GDP1600美元。东道主临时加了一档内容,请我们去参观考察该国首都阿比让市的孵化器,展示年轻人的创新成果,希望与上海展开合作。这就是一个很能说明浪潮的案例。

二是科创由资本主导向人才主导转变。过去认为有钱就有人,钱雇佣人,今天完全倒了个,有人就有钱,人雇佣钱,我们进入从“圈钱”到“圈人”时代。

不少硅谷大佬和中国的BAT都是这样的例子,而且以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居多。这个激情可不是一般人的激情,是乔布斯、佩奇、扎克伯克、穆斯克、马化腾、马云、任正非般的激情,他们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今天全球各大商学院教科书创新理论五大元素,激情排第一位,占36%。当年孙正义就是看中了马云异于常人的激情,才敢对阿里下注。同理,李泽楷才敢于给腾讯投入。

三是互联网年轻人草根创新。以前有首老歌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今天可以编首新歌叫“创新者永远是年轻”。

统计数字显示,今天的创新已不局限于大院、大所、大企业,初创企业的人均专利拥有量已超过500强大企业。创新大多在互联网领域,数据驱动创新,而包罗万象的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草根世界。

毛主席当年打天下一靠草根农民、二是抓住年青人,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大大释放了草根农民的力量才取得成功。今天鼓励创新,互联网是主战场,赢得草根的天下依然是未来的希望。

1994年,比尔·盖茨为了说明光碟的信息储存能力,冥思苦想找不到好的方法,最后把33万张纸码到空中,用起重机把自己吊到30多米高,坐在上面做演示,只有年轻人才会有这么疯狂的举动。

美国的创新管理大师熊彼特说过,创新实际上是由一帮坏小子主导的,他们是传统价值观的颠覆者。顺便说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历史上曾被视作“大逆不道”的同性恋群体,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在北欧、美国等创新指数比较高的地方合法化,IT界同性恋人群占比似乎比别的人群高。2013年英国女王为计算机之父、著名的同性恋者阿兰.图灵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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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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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创新基本上是靠利用外资引进设备和技术,再加上一些管理技能。改革开放初期还引进了不少二手设备和技术。

198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发改委的前身上海市计委工作,当时接手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是从原西德引进一条二手远洋渔轮,计划远赴一万海里外的美国阿拉斯加海域捕捞鳕鱼,以解决东黄海渔场黄鱼、鲳鱼和带鱼等海产资源面临枯竭的问题。

船上有七条流水线,就像一座海上加工厂,可以将捕捞的鳕鱼当场加工成鱼片、鱼段、鱼粉。由于这条船填补了我国远洋渔业的空白,于是将船名取为“开创号”。

讲个花絮,船买回来后,组织有关部门去参观,船上的冰箱里还有人家没喝完的洋酒可乐,于是打开一罐喝了平生第一口可乐,当时觉得那个味别提有多怪。

远洋渔业开展后,由于公海作业、船边交货、海上维修等特殊的业务方式,还带动了渔业国际船员出入境、国际捕捞配额交易、货物和维修件“非入(海)关贸易”、无报关单外汇结算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创新。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大量进口同步技术和设备。

总体上过去的30多年,我们采取的是引进吸收后的模仿创新。个人的学习体会是,自主创新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科创强国,唯有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新路,要搞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前穷的时候有人想卖技术给你,我们买不起。今天开始由大转强了,外汇储备多了,但是人家又不愿卖技术给你了。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创工作,全国正在形成良好的科创氛围。据中科院院士王元的分析,若与美国对标,中国领先技术占近20%,并行技术占30%,跟进技术占50%多,我们已形成领跑、并跑、跟跑的新格局。

我们有“激情年代”“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前不久我国发射了一颗可回收太空垃圾的卫星,美国人紧张了好一阵,因为一不小心可能把人家正常飞行的卫星也给捞回来了。美国人不是没有这个技术,而是预算要排到10年、20年后,决策程序冗长。

另一层含义是,自主创新要充分发挥好创新主体的作用,发挥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保护企业家精神。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律和创新规律,改革制度安排,不要包办代替,也不要拔苗助长,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十三五”规划中我们专门加了一句话,要建立完善容错机制,鼓励企业(主要针对国企)创新,允许在创新上犯错误。同时以企业为主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链,建设科研型大学,建设大科学装置,建立国家实验室,建立顶尖的科研机构,培育自主研发队伍人才。

2016年11月29日,满载厚望的李政道研究所在上海交大正式挂牌。192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成立的丹尼斯·玻尔研究所,1930年在美国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汇聚了玻尔、奥本海默、爱因斯坦、歌德尔、冯·诺伊曼等一大批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对美国成为科创强国产生了深远影响。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们理应在世界科创史上留下中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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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李政道研究所在上海交大成立

 

●创新出现“疯狂模式”

今天的创新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流行的模式是:“创新成功=疯狂的人+疯狂的产品+疯狂的消费者”,三者缺一不可。美国当下有一批年轻人,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未来穿过未来、以智慧激发智慧,用创新引领创新,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最典型的是被称为“乔布斯第二”的马斯克,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运营三个公司,做了四个疯狂的产品,他生产出“猎鹰火箭”和“龙飞船”,更是开启了太空私营化时代。近两年他又推动研发“超级高铁”(Hyperloop)的竞赛活动,往后他还打算生产一款更加“疯狂”的超音速电动飞机。他的终极梦想是在未来某一天,坐上他自己生产的“龙飞船”飞往火星圆寂。

疯狂模式发展的后果将很可能使中国已经与世界领先国家大大缩小的差距被再次拉大。

太空探索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是一款“疯狂”的产品,2016年4月9日海上平台回收成功,它在技术上的突破意味着一次新的“月上行走”。据已披露的信息,对回收的火箭简单整修后可重复使用10~20次,小规模整修后可再用80次。

目前此类火箭发射一次的成本是6000万美元,简单整修和加注燃料的成本只有几十万美元,发射成本理论上可下降到1%以下,未来大量的商业卫星发射业务可能会大量转向太空探索(space-x)公司,将对我国已初具竞争力的商业卫星航天发射市场带来巨大挑战。

马斯克还生产了一款家用储能设备,已开始进行网上预售,设想将来由千家万户自己发电,多余的电还可由国家电网回购。

宗毅是广东芬尼克兹节能设备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一位“疯狂”的消费者,是大陆第一个订购特斯拉汽车的顾客,他的传奇故事已写进中欧商学院案例,201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营销人物。他发起“互联网大蓬车”众筹公益行动,成为建设打通中国南北充电桩之路第一人。

通车仪式时,他在特斯拉和比亚迪车身上分别喷了一行字:“就是不加油 气死两桶油”与“屌丝要娶白富美”,用狂热举动宣传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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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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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宗毅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市场化应用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这个问题困扰多年。

翻一段老黄历出来,1708年康熙大帝花重金请西方传教士用了十年时间,将中国的版图首次完整绘出,成为一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结果他老人家御笔一批“机密”,移入内务府收藏,最终这么好的创新成果没有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反倒是这帮传教士回国之后,根据他们的记忆,把这张图重新绘制出来,变成100多年后“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路线图。

其实这样的例子历史上还有不少。如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长期得不到良好的应用推广,后来是西方传教士把技术改进的活字印刷术带进中国,这项创新成果才获得新生。

发明是技术活动,创新是经济活动,企业家将技术资本和消费需求等资源在市场上进行商业化的合理配置,才能完成技术到创新的最后一跃。

目前我们研发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力,投入集中在独立于企业和市场之外的大院大所,考核方式基本是看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成果转化缺“临门一脚”的功夫,难以打通科技成果最终形成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产业、新市场的瓶颈。

总之一句话,缺少把纸变成钱的能力。

纵观发达国家的研发是以企业为主,其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了转化,政府在背后主要是起规划导向和法规支撑作用。但在历史上发达国家也走过弯路。

1980年美国“拜杜法案”通过之前,由政府部门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是政府拥有,繁琐的审批程序导致专利技术很难向私人部门转移,联邦政府持有近2.8万项专利,只有不到5%实现了商业化。

20世纪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现每年的研发经费投了200多亿美元,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但是美国国民的大病死亡率和人均期望寿命并没有明显改观,于是开始了“转化医学”研究,加强科研成果的临床应用,提出要跨越“死亡陷阱”。

这两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加快构建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体系,在科技成果股权分配、分红激励等方面的措施力度前所未有。

上海还专门制定军民融合发展的专项规划,引导军用技术向民用转化。今天中国各地深受百姓喜爱的各式腊肉,历史上是蒙古铁骑的军用食品。二战后美国将大量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如罐头食品、速溶咖啡和果珍等食品饮料,GPS等通信技术,以及B超、CT、核磁共振等医用技术造福民众,取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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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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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漫画——跨越死亡陷阱

 

编者注: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巡视员、党组成员王思政先生。王先生34年发改委职业历程,参与国是,经历改革,体味百态,在2017年这最后的一个工作年头,写下十个篇章共计四万字的思考文章。

文章原题为《大变革、大转型、大融合、大创新——关于“十三五”规划的解读与再思考》,但其中不仅是写规划,更是写历史、写当下,判断趋势思考未来,且行文常见俏皮活泼,相当可读。

规划者也是生活者,建设者也是体验者,所谓家国情怀,上下求索,字里行间一览无遗。经由王思政先生授权,在识局平台推送这一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下期主题内容为:让城市回归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等本原。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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