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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政如何解放“房奴”?  

2017-05-11 11:25: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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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舟先生(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编者按:

5月9日,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人民日报撰文《系好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第一颗扣子》。

要点主要包括:从大历史观的高度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将严格依法管控和做好群众工作贯穿始终、用先进理念和国际一流水准规划设计建设、依靠改革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坚持融合发展、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雄安新区横空出世这一个多月来,我们间歇地从几个角度呈现了一些解读,其中最高的一篇阅读有20多万。说明了在段子之外,对于这一块新的“改革试验田”,真真切切有不少人在关注之、寄望之。改革需要徐图之,我们认为这个过程中的争鸣也可以有之。

 

正文:

一个多月以来,关于雄安新区的分析评论没有停止过,横看成岭侧成峰,其中不乏“怀疑论”者和“唱衰论”者,有人甚至担忧雄安是否会成为另一个曹妃甸?笔者认为,雄安新区不仅是“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更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里程碑和试验田,其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改革本质上是利益重新调整和分配,雄安新区可视为以改革杠杆撬动利益固化藩篱的重要战略支点。时下,房地产领域利益固化日益严重,雄安将采取什么样的房地产新政,牵动着千万人的神经。

能否有效遏制现代版土地兼并现象?

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土地越来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所不同的是,古代是农业社会,土地兼并主要是农田;当代已有过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土地兼并主要集中于城市用地和房产,当然也有“资本下乡”搞土地兼并的。

大热剧中的大风厂拆迁,山西煤老板们到京城一买就是几栋楼,各地如火如荼的城中村改造以及“包租公”、“拆二代”阶层的出现,以旅游开发区、生态保护区等各种名目拿地然后变相搞房地产开发,现代版的土地兼并现象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之前,“华夏幸福”曾经以“白洋淀科技城”和“雄县产业新城”等名义,囤地约500平方公里(该公司后来主动表态服从新区的总体规划),各地类似的做法并不鲜见。4月1日之后,各地炒房客蜂拥雄安,但事实令这些投机者们大失所望。

无论客观现实上,还是主观愿望上,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们都有着兼并土地(或附着于土地之上的房产)的传统和趋势。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和房产分配格局失衡,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形形色色的土地兼并现象,表面上是依靠资本,实质上是依赖权力。雄安目前禁止房地产交易,将来能否跳出房地产化的老套路,关键在于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能否遏制和打击投机资本的土地兼并行为,因为市场力量并不是万能的,权力与资本的联合更是某些时候的乱象之源。

 

“工业化”or“金融化+房地产化”?

走工业化道路还是金融化道路?这是大国崛起的战略抉择。工业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与关键,中国目前的工业化成就呈“量大、质弱”的特点,深度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切不可误入歧途、自废武功。

房地产作为十多年来的“支柱产业”,拉动了五六十个行业的发展,催生了缺乏技术含量的中低端过剩产能,使社会资本很大比例上沉没于房产或地产,导致技术创新的原动力不足。当炒房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大笔获利的时候,谁还愿意去认认真真搞研发、踏踏实实干实业呢?

经济的金融化、房地产化,增强了食利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对深化改革、创新驱动造成了极大阻力。美国正在推进“再工业化”,德国正在推动“工业4.0”,中国如果继续陷于“金融+房地产”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将错失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机遇。

设立雄安新区释放了一个信号,即经济增长模式将由房地产驱动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通过集中疏解首都的经济功能,分流和疏导过于集中于北京房地产的投资流向,从而将雄安打造为高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聚集高地,走深度工业化强国的道路。

 

“以人为本”还是“以房为本”?

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企业家精神等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技术、企业家精神可以归为一类,这些均可以视为“人”的因素,土地和资本可以归为另一类,是“钱”和“物”的因素。

当资本过度地与土地及附着于其上的房产相结合,必然相对忽略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企业家精神培育。

据统计,在金砖五国中,中国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是最低的,不到40%。从广义上来说,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的收入也应该属于劳动收入,因为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均属于较高层次的脑力劳动。如果不尊重劳动,不尊重创造,只是靠弄权或投机来发财或拉升GDP,是很难实现创新驱动的。

有个段子说,蜗牛之所以一辈子一事无成,就是因为背上时时刻刻背着“房子”。当大批高校毕业生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天天为买房、租房而愁眉不展时,又如何指望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无法“安居”,何谈“乐业”?

有一种说法,雄安新区将借鉴新加坡的公租房模式,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这样就会极大地降低就业人口的生活成本,从而间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有利于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走创新驱动之路。

果真如此,或将极大地解放束缚在广大年轻人身上的“房子”枷锁,让他们更无后顾之忧的去干事创业。毕竟,房子只是人居住的载体和工具,而人则不能成为受房子驱使的奴隶,如果颠倒过来是谈不上幸福感的。

 

 

“摊丁入亩”与房产税

雄安新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经济即将走上转轨之路,一方面通过“以空间换时间”,通过增加土地供给和城市功能供给,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为规范权力与资本之间关系赢得改革时间;另一方面通过新区建设摸索经验,为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赢得宝贵时间和回旋余地。

税制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制度基础,税制如何改革要着眼于能否解决社会焦点问题。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清军入关不但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因为“圈地”加剧了土地矛盾。因此,康熙、雍正年间大力推行“摊丁入亩”,把“人头税”摊入田亩之中,按占有土地多少为标准征税,有效抑制了土地兼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清代“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思路对解决当下的土地(及房产)兼并问题颇具启示意义。

当前,若干城市已经在进行房产税试点,推行房产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对此我想表明几点看法:

第一,为遏制土地和房产不合理集中的状况,一定要在土地和房产的持有环节征税而不是交易环节;

第二,伴随着房产税的开征,一定要在其他方面减税,如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促进纳税人的财产与缴税额度呈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加大公租房供给力度,规范房屋租赁市场,防止有些人将房产税负担转嫁到需要租房的底层民众身上。

当然,税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关专业人士比笔者更有发言权。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去库存

习总书记强调,建设雄安新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高度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目前存在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等级化,非常不利于房地产“去库存”。

“去库存”的压力主要存在于三四线城市,除了就业机会的差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也是人口流入和流出的重要因素。

去库存不能只着眼于“去”,而是要想办法增加供给,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医生和教师的定期流动,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提高三四线城市的规划和治理水平及宜居度等。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诗圣杜甫的理想。当下的状况是,“广厦千万间”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库存”,同时又难以“大庇天下寒士”,一部分所谓的“中产阶层”也只是处于“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另外还有两三亿流动人口“想做房奴而不得”。既然要轻装上阵,不解放能行吗?

 

 

国家理由与公民理想,无需质疑

雄安新区不仅仅是一个新区,而是寄托了太多公民安居乐业、求新求变的理想,孕育着新常态下“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最高领导人深知民间疾苦,赋予雄安以“深改试验田”的国家理由。建设绿色城市、智慧城市等一系列先进理念,将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打造一个“样板工程”。

有人消极地认为,雄安不具备当年深圳特区的天时和地利条件,雄安不可能成为“中国硅谷”云云。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环境变了,思想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都要随着变。

雄安可以不占天时,可以不占地利,但一定要占人和,而人和的关键则在于深化改革、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促进社会流动法则向“由身份到契约”、“由先赋到自为”转变,提升普通公民的存在感、成就感和幸福指数。

雄安新区既然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承担国家使命,体现国家意志,具备国家理由,还怀疑什么呢?如今所要考虑的,不是应该不应该去干,而是如何去干?怎样才能干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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